1月25日,對阿拉伯世界而言,是個大日子,以此日起事而命名的“一·二五革命”,導致穆巴拉克在埃及31年統治的快速崩潰,進而被埃及人視作不亞於顛覆法魯克王朝“七月革命”。由於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地位和超級分量,“一·二五革命”幾乎是突尼斯事變驚雷引發的一場雪崩,它宣告“阿拉伯之春”的來臨。此後,從北非到西亞,從共和國到君主國,這場社會變革的運動在中東決堤奔流、摧枯拉朽、泥沙俱下,引發廣泛而深刻的地緣關係裂變,重構政治版圖。
  3年後,迴首這片被罕見政治大洪荒洗刷的阿拉伯土地,竟然讓人發現,“阿拉伯之春”的後果既無法簡單褒貶,也難以一言名狀。
  俯瞰大地,阿拉伯浴火求變
  3年前,社會和經濟發展處於中上水平的突尼斯、埃及和利比亞,相繼因暴力執法個案引爆蘊蓄已久的民怨火山,在半數以上阿拉伯國家引發劇烈震蕩的“多米諾”效應,勢能巨大的底層變革衝動導致一系列後果:
  首先,阿拉伯社會內部徹底釋放孕育和發酵多年的沉悶、彷徨、不滿、怨恨、痛苦和憤怒,這種求變本能的釋放雖然具有一定的破壞性和隨意性,但是不同於以往的對外戰爭,或自上而下的流血或不流血政變,它體現阿拉伯民眾作為歷史承載與塑造主體的角色,完成了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“反帝反殖反封建”民族解放運動後的二次放量宣泄。這也就是阿拉伯輿論何以正面肯定這場劇變的主流和本質所在。一句話,“阿拉伯之春”是人民求變的集體衝動。
  其次,這場春潮蕩滌了捆綁阿拉伯共和國家進步的僵化政體、家族統治、集權制度、老人威權和小團體利益,終結強人時代並開闢公民主導新社會和憲政治理新天地。突尼斯、埃及、利比亞、也門進入多黨制衡、公投票選和輪替競爭的初級軌道;民眾願望和聲音得以在陽光下自由表達;利益訴求和政治主張得以在共同制訂的規則下公平、透明和有序爭取。
  當然,多年形成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和心理秩序一旦打破,其重構難度遠非革命前想象的那樣一蹴而就。這些經歷深刻歷史革命、暫時天下大亂的共和制國家,普遍人心失和、政局動蕩、經濟凋敝、社會乏序和治安惡化,承受著劇變引發的撕裂、劇痛、流血和犧牲,甚至引起部分民眾的懊悔和懷舊。
  此外,最缺乏民主、民權要素的阿拉伯王權國家,卻因財力雄厚和民生無憂,不僅躲過革命的洪水猛獸,而且抱團取暖、擴大陣營,並因勢利導將這毀滅性的荒火引向利比亞和敘利亞等共和制國家,進而形成一個讓世人頗為質疑的表象:“阿拉伯之春”究竟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進步春潮,還是鞏固保守制度與力量的寒風冷霜?我寧願相信,這種王權國家的反攻倒算,只是社會前進潮流中的漩渦和迴流,它改變不了“阿拉伯之春”的總體走向。當然,這類似悖論的現實向世人展示了一條朴素而殘酷的治國原理:缺乏民主、民權也許導致革命,但民生失敗一定會導致革命,因為,“民以食為天”。
  諸神的爭奪,潘多拉魔盒之亂
  概覽阿拉伯之春3年光景,這場緣於普通民眾,旨在改善民生、民權和增加民主的革命,也打開了中東地區的“潘多拉魔盒”,釋放出古老的精靈,這精靈遠比民族國家、現代政治和民族英雄更有歷史傳承,更具凝聚力、號召力和驅動力。這就是宗教與世俗矛盾、宗教派別鬥爭和種族摩擦,而且不僅普遍存在於劇變後的每個國家,還成為超國家、超民族和超文化的地域之戰。這種彼此矛盾、你中有我卻又你死我活的複雜關係,成為“阿拉伯之春”釋放的巨大負能量,一如揭開曾經塵封多年的黑暗地牢,使奄奄一息的諸神重煥活力,捉對廝殺。
  無論是埃及、利比亞、突尼斯還是也門,甚至摩洛哥這樣的王權國家,宗教黨派第一次大面積獲得名分,公開角逐權力、施展抱負。在此過程中,基數強大、更合現代氣候的世俗力量以各種公開與不公開、和平與非和平的方式爭奪社會生活的主導權,也捍衛著基於個人自由的精神世界和呼吸空間。在其對面,穆斯林兄弟會(“穆兄會”)、薩拉菲分子、伊斯蘭拯救陣線等旗幟鮮明的宗教團體或黨派,嘗試通過議會民主框架讓政治現代性回歸伊斯蘭主義,讓國家認同臣服於信仰皈依,讓社會生活規範於宗教法典和先知舉止。
  受信仰之爭溢出的影響,伊斯蘭教派與基督教派之間的摩擦、衝突死灰復燃;伊斯蘭遜尼派中溫和陣營與激進陣營出現齟齬;伊斯蘭遜尼派與什葉派的明爭暗鬥空前激化,甚至阿拉伯人與科普特人、阿拉伯人與波斯人、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之間的衝突也被撕開繃帶。這一切使得“阿拉伯之春”的長尾橫掃革命緣起的目標堤壩,大有衝決地區力量板塊和重新洗牌的勢頭,進而使原本讓人眼前一亮的阿拉伯社會自我革命,正褪去當初的光澤,逐漸蒙上復古和血腥的陰影。
  埃及革命,在進退中折騰
  “一·二五革命”前夕,埃及結束穆巴拉克倒台後的第六次“公投”和第二次“修憲”,推出“塞西版”臨時憲法。塞西,“穆兄會”上臺後由首位平民總統穆爾西提拔的軍隊統帥,竟在民選政府履新僅一周年之際,發動政變接管政權。埃及輿論稱這一事件為“二次革命”;非洲聯盟指控政變非法並違反非盟憲章,中止埃及成員國資格;美國則以默認埃及軍方對宗教黨派的鐵血打壓;恐懼“穆兄會”平權理念的沙特阿拉伯率海灣產油國慷慨出資120億美元,公開為埃及軍方撐腰,用誘人的石油美元告訴囊中羞澀的埃及民眾,他們應該選擇什麼樣的執政者。
  因此,“塞西憲法”公投,票決的不僅是治國之法,首先是對那場政變的背書。官方統計表明,5200多萬合法選民中超過55%的人參與投票,支持率在9成以上。無論投票率還是得票率,均高於“穆爾西憲法”的公投結果,這說明一黨獨大的“穆兄會”,在埃及只擁有局部優勢,而不代表多數民意。否則,無法解釋政變前夕1800萬人上街示威逼穆爾西下臺的無情現實。
  “穆兄會”確實缺乏足夠的博弈智慧和執政經驗,更何況埃及一夜間從專制主義荒漠轉換為民主自由濕地,高喊民主卻又缺乏規則意識的黨派,公平競爭卻不肯接受失敗的權力角逐者,迷信街頭運動、癱瘓國家和綁架他人意志的草根群眾,一併匯成持續3年的亂象:示威頻仍,騷亂不斷,流血難止,民生更艱。癱瘓的國家、迷茫的前途和世俗主義的持守,喚醒埃及民眾對軍人統治和強人治理的迷思,並借助“塞西憲法”重建沒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統治。歷史在某種層面上出現倒退,也許是宏大進程中的小步剎車,因為埃及不想跑得太快而徹底失去自己。
  敘利亞迷局,三起三落一變再變
  縱觀“阿拉伯之春”,最讓人看不懂、跌眼鏡的是敘利亞棋局。3年前,當怒火從南部小城德拉燃燒時,它的確預示著一場民主、民生和民權革命,而且由於當局的遲鈍、猶豫和僥幸導致峰火四起。但是,隨著沙特、卡塔爾等海灣君主國的快速介入和資助反對派武裝,敘利亞動亂的性質逐步發生變化,蛻變為瓦哈比主導的遜尼派與阿拉維為“首惡”的什葉派教派角逐,蛻變為阿拉伯人與波斯人自伊朗“伊斯蘭革命”後的種族對決。一如筆者3年前所言,“阿拉伯之春”在敘利亞進入拐點:以共和制國家政權變更為主要特點的劇變將在這裡終結,無論巴沙爾政權命運如何;由突、埃、利、也等國延續而至的民主、民生和民權革命,在敘利亞轉化為傳統的中東地緣政治廝殺。
  海灣君主國直接介入,“基地”組織找到新戰場,伊朗全力馳援協防,真主黨民兵越境打游擊,以色列空襲阻斷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,甚至連美歐國家的極端分子都麋集敘利亞參加所謂“聖戰”。中俄極具戰略眼光的三否安理會決議草案,法國、美國接踵而至的大選,反對派的窩裡惡鬥,以及巴沙爾政權不俗的戰場成績,一併構成敘利亞既不同於利比亞也不同於也門的複雜態勢,使得正從中東、中亞向亞太地區再平衡的美國更加無力無心軍事干涉。
  3年過去,敘利亞戰局尚不明朗,但政局已脈絡清晰:內亂已由最初的民眾變革升級為“春秋不義戰”,又因“基地”組織等恐怖力量的坐大和泛濫,變性為恐怖與反恐怖之戰。敘利亞放棄化學武器,不僅免去可能改變命運的外科手術打擊,延長至少一年的壽命,併為迫使反對派及背後主謀接受和談打下基礎。
  費盧傑失陷,恐怖主義的癌變和擴散
  “基地”組織打入敘利亞,客觀上在大國視野里改變了這場內戰的性質和走向,反倒拯救了巴沙爾政權。但是,美國的戰略收縮和始料不及的“阿拉伯之春”重創大中東原有格局,導致“基地”組織為病竈的恐怖主義癌變和擴散。“基地”作為一種意識形態、鬆散跨國組織和恐怖襲擊模式,並未因本·拉登的斃命而終結,相反逆勢擴張。扎瓦赫里成為新的統帥和精神領袖,被鏟除的地區干將扎卡維、穆薩維、奧拉基和哈基姆等紛紛有了接班人,“基地”組織甚至孵化出新一代炸彈專家,升級了恐怖裝備和襲擊手段。
  隨著本·阿裡、穆巴拉克、薩利赫、卡扎菲等西方反恐盟友的倒台,以及美國從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逐步撤離,幾年前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為主戰場的“基地”組織成員及其同盟軍迅速呈現北上、西進和南下的總態勢:開闢新的敘利亞戰場,複活一度沉寂的伊拉克戰場並使二者貫通,不僅在敘利亞成立“閃姆伊斯蘭酋長國”,還奪取伊拉克重鎮費盧傑,建立“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”。過去3年間,“基地”禍水還沿地中海東岸向南滲透,進入巴勒斯坦加沙地帶和埃及西奈半島,並頻繁發動血腥襲擊。此外,“基地”組織餘孽還在利比亞、突尼斯、摩洛哥等地區死灰復燃,使這些經歷革命陣痛的國家重溫恐怖襲擊噩夢。去年9月,索馬裡“伊斯蘭青年黨”奔襲東非大都會內羅畢,製造震驚世界的“西門血案”,這清晰地表明,“基地”跨越撒哈拉沙漠並與黑非洲本土恐怖勢力形成同盟,遙相呼應。
  在“基地”組織成員眼裡,一切世俗政權都是敵人,都是美國和以色列大小“魔鬼”的幫凶,要解放伊斯蘭的土地,必須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發動襲擊,誘使對手開闢戰場報複殺人,進入製造新的傷亡和仇恨,培養更多恐怖分子,再發起更多進攻,直到讓美國和西方世界像羅馬帝國般竭血衰亡。阿拉伯世界的動蕩和無序,為恐怖分子滋生和壯大提供了百年一遇的最佳氣候和土壤。
  結尾
  3年前,“阿拉伯之春”大幕初開,筆者曾評價說,“阿拉伯民眾的覺醒以前所未有的勢頭帶給世界新的希望,阿拉伯文明復興的啟明星也以前所未有的光芒在歷史的天空閃爍”。但是,3年來的亂局告訴我們,這場變革僅僅是一場表層變革,至多解放了言論自由、人身自由和社會資源,但是,沒有實現民眾理性和心靈的解放;至多推翻了一茬強人和專制統治,但是,並沒有埋葬民眾內心的威權迷信和精神桎梏。一場流於表層而沒有深刻觸及文化、觀念、傳統甚至信仰的革命,註定難以完成對阿拉伯民族的歷史救贖。在三大文明系統的博弈中,阿拉伯伊斯蘭文明必然繼續整體徘徊不前,大大滯後於美國為代表並主導世界秩序的西方文明,滯後於中國為代表並正快速崛起的東亞文明。
  “阿拉伯之春”確實已經來到,但是,它更像是曇花一現的虛假春天,而不是花開遍野、暖水奔流、讓人感到生機無限的真正春天。
  (作者為博聯社總裁、中國中東學會常務理事)  (原標題:“阿拉伯之春”三年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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